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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办好职业教育，当时全国28个行省，黄炎培走了25个。
他将其称为“寻病源”。
他还先后考察美国、日本等地。在美国，两个月内，他访问了美国25座城市的52所各级各类学校，与教育界、实业界人士广泛接触，积极学习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
他将其称为“查方书”。
他东奔西走的时候，来自西洋的新式基础教育已经在中国有了一二十年的实践。然而中学毕业生“毕业升学为三分之一，谋事而不得二分之一”。与今不同，当时的中学生某种意义上已可算是“中高级知识分子”，然而出路却狭窄至此，令人痛惜。
广泛的“寻病源”“查方书”，让他摸到了旧教育种种弊病的根源，即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的脱节。
他说，“我国教育之亟宜改革”，必须要加强教育与职业的沟通；他提出了职业教育的目的：“谋个性之发展，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
1917年5月6日，包括黄炎培、蔡元培、梁启超、张謇在内的教育界、科技界、实业界知名人士等48人创建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章程》第一条就说：“本社之立，同人鉴于吾国最重要最困难问题，莫过于生计；根本解决，惟有从教育入手，进而谋职业之改善。”
1918年，他主办的中华职业学校成立。他为亲手创办的学校设立了两大主力专业：木工、铁工。
这源于他筹备建校期间的细致考察。
筹办时期，黄炎培对学校周边的6所小学的936名学生的父兄职业状况和上海西南门一带居民所从事的职业种类展开调查，发现其中做铁工和木工的居多。铁工专门造机器，为工业之母，木工则为日用生活所必需。两类工种在教育上都需要手脑并用，也是发展一般工业最基本的技术因素。正是从此出发，黄炎培确定了这两大主要专业。
黄炎培亦提出“手脑并用”“教学做合一”的方针，多方开设实习工场，使中华职业学校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实习场所完备的职校。
一名典型的中华职校学生，大体应该是这样的：如果你是机械科的学生，则每天要到实习工场实习半天；如果你是土木科的学生，则要每周实习测量数次，并派赴校外建筑工程处见习；如果你是商科学生，则每天都有小楷练习和珠算练习等，并要赴各大银行、商店、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实习。为了检验毕业学生的实践能力，中华职校还有一项特别规定：学生修业期满仅发给修业证书，必须在工作单位实习一年，获得工作单位证明其能胜任所担任工作后，再发给毕业证书。
黄炎培深信：“一个社会人人有职业，有与其个性相适合之职业，则人人得事，事事得人，社会无有不发达者。”
他的职业教育信念有多坚定？看看他对自己孩子的做法就知道了。
1932年，黄炎培开办中华职业学校已十几年。十几年间，黄炎培形成了一整套职教思想和理论，竭力宣扬职业教育。然而，他却有一个心结：自己让别人的孩子上职校，那么自己的孩子呢？“我提倡职业教育，到处劝人进职业学校，而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普通中学，大能（即黄大能）甚至进了贵族化的教会学校。”
他决定让黄大能退学，转投自己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
那时，黄大能已经交了沪江附中的学费。黄炎培让黄大能立刻退出，转入上海陆家浜的中华职业学校高中土木科。
遵照父命，黄大能立即转学。他脱下制服，穿上一身蓝布学生装，投入一个十分朴素的学习环境中。多年后，黄大能回忆：“这对于我这个年仅16岁的青年来说，首先是生活上的变化，影响巨大。”
至于黄炎培自己，更是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姓黄的家，可不能培养出贵族子弟来。”
黄炎培还有着更大的追求。他不只是要培养出社会需要的人才、培养出能找到养家糊口工作的学生。
他还有着大职业教育主义的理想——
“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
从“有业”到“乐业”，即便在今天，人们依然能从这一字之变里，看到理想的光辉。
人们从事一份工作，到底是要从这份工作里获得什么？收入？地位？身份？还是其他？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不同的答案，决定着生活给予的每个人的不同回报。
一个真正的教育家，就是要把自己心中的答案捧给大众的那个人。
摘自《中国教育报》2016年6月30号第4版 | 